[25] 关于董仲舒与三世异治说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进行厘定。
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人人所异，就是才能秉赋。
拔本塞源，便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人对圣人真学问的误解。对于良知政治思想，阳明先生深信虽处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以下，虽面对的是人人不解而极度劳苦而繁难之世，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良知，正是一身的主宰，主宰不明，那么所接触应对的事事物物，就不可能得正。才力浅的，可以安于其所从事的职业，不致于希高慕外。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8]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緜》诗句。我的思路是，在经典文化中，既寻找道起源及变迁的踪迹，也追溯道塑造历史的经验。
总体上，我更喜欢现代哲学，这是个人的偏好，但没有把它作为拒拆古典哲学的理由。我在评论现代新儒家时，解释过他们对经典的态度。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现象学还是分析哲学塑造了我的哲学认知？朱刚、张伟、张曦、雷思温等的发言都触及这个问题。后者是否能取得成就，与选题、工作条件以及能力有关，而与意愿无必然联系。
道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诸子百家俱言道，它不是道家的专利，宋明理学本来也称道学。但是，这给我进一步反思问题的机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讨论的延续。
（《论语·雍也》）庄子论道可以观鱼，可以梦蝶，也可以解牛，这才是高手。问题在于，这两种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哲学如何能够协调工作？我的理解是，哲学是对象不确定的学科，因此，没有固定的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虽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道器不二，显微无间，必须即器言道。然而，其问题启发我的思考。
此外，还作过两种方法并用的尝试，例如《从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直接引用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的观点，疏解这则寓言中知的多重含义，解释其扭曲的原因和修辞效果。但我问道的出发点，既不是《老子》，也不是理学，而是《易传》，即道器之道。这个对比涉及两个并行不悖的问题，一个是在知识表述上更哲学，一个是在精神视野上更中国。而吴飞认为，以‘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而言，陈少明教授可能更近于后者。
文明说：基于教化概念来确立经典的权威意味着经典的权威是超越历史的，因为这里的经典被认为承载了永恒真理。以上两种做哲学外，我们还可以把做当作一个过程，即不是以构成某种概念知识为目的，而是展示思考、探讨意义的过程。
基于这一认识或者偏好，我也花一定的功夫研究某些重要观念的起源及转化，如追溯道器、无有到理气观念的演变，分析中国形上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同时，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其共同点是对思辨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拒绝或疏离。
上文对毕加索《牛的变形图》的介绍，也是一种描述。当我们以网状的方式而非金字塔式的结构去理解生活世界的时候，这种网络本身有没有结构，或者说关键性的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特别是金字塔式的思想图式，克服事物的分散状态，借助逻辑的手段，获得一定的秩序感，正是理性的表现。庞朴关于中国智慧的探索，关于无，关于义的分析启发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有进一步实践的价值。思考者，特别是哲学家就需要有一种通过经验的描述来传达哲学观点的能力。器分类型，首要的器是各种生活和生产用具。
‘新意义的创发是建立在对中西深厚传统底蕴通透理解的基础上，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与前人思想不同之所在。四、观念的形状 熟习西方哲学的朋友，都有把哲学想象成思想建筑的习惯。
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更专业，我没有足够的资格作回应。教化不只是观念，而是落实观念的行为。
马克思批评其为抽象、片面、静止的思想方式，并非无的放矢。同一件器物，用途不同，可以从用具、礼器到艺术甚至文物变化，其意义也即道也就一同变化。
与20、30年代把经典解构为史料相比，诠释学转向提出真理的历史性问题，是向哲学的推进。想要在范畴之外建立思想根基，真是一个难题。避免说道就是一，一就是玄，玄就是无这类套话。雷思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除了追溯我早期习作中的维特根斯坦因素及疏离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外，还注意到我对经验的处理与经典现象学的不同：胡塞尔对于意识经验的描述和显现，恰恰继承了笛卡尔主体性哲学革命的遗产，亦即它是从对日常经验、自然态度的悬置而出发的。
说它不可模仿，是指具体的桥段不能复制。这种设计的确与想象力的培养与运用有关。
我的理解是，维氏的做哲学，主要指区别于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创作，他后期哲学中的语言分析以及一般教科书提及的思想实验都在此范围。问题依然是酒与瓶的关系。
先作一个分辨，我的非体系化主要是疏离陈赟说的以整全的客观真理为对象的思想建构，或者说，就是不以形而上学为理论目标或思想前提。第二种则是像戴震、章太炎，肯定训诂对义理的意义。
顾名思义，就是先夯实地基，立就柱和樑，然后垒墙，并一层层叠加起来。还有福柯也很难把他定位为哲学家，然而其知识考古学，对揭示文明深处的哲学问题，也很有助益。但不是任何描述都具有哲学意义，它必须能呈现某种观念的结构。所谓现象学还原，正是要从这一人伦日用的、朴素的前反思自然经验中回撤入纯粹意识的明见性中。
它可以是现代生活经验，也可以是记载在经典文献中的古典文化经验。礼器包括权力象征与祭祀用品两大类，两者大约对应于政治与宗教。
我的工作属于非体系化的。而且与西方文化一样，不一定存在纯粹的哲学文本中，其内容同样是哲学反思的对象。
其实，即使承认古代中国哲学的现代学者，其哲学表述方式，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的。因此，所有的知识，都需要概念来形成。
